我对知识开放的理解和态度
很多企业管理咨询大师热衷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。这个概念像是又一个万能容器，好坏正反都能套用，能褒能贬，进退自如，可以立于话语权不败之地。哈哈，我最喜欢这种不靠谱话题了，因为它最不容易被人揪到把柄，我便可以肆意胡说八道。所以，这篇我就来说说，我自己的这家一人企业（字面上和实质上都只有我自己一人）的企业文化。谁说一个人就不需要企业文化建设啦？章北海同志不就说过，“思（si）政（xiang）工（gang）作（yin）应当先行”么？ 从很久很久以前（大概是刚开始有关于学习使用计算机的记忆的时候）起，我就对“开源”（或者更准确说是“免费”）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，那时候很穷（当然现在也很穷），买不起软件（其实当时也基本都买不到），于是只好什么都用盗版，并且认为“这些对全人类都有益的知识和成果，就该无偿分享给全世界人民使用”。后来，随着年龄、知识、阅历的增长，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思想的片面和局限。尤其是当以程序员为养家糊口职业时，才从受香火泥塑们的角度，觉醒了“软件就该收费啊”这样的立场，凭啥白嫖啊是吧（当然，那时候也还没有“白嫖”这个词）。
再说小时候的另一件事：大约在我上高中阶段，曾经通过邮局订阅过两年《生命的化学》（该杂志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主办），这应该是我最早接触真正的学术期刊。那时候我还看不懂其中的大多数内容，只是纯粹觉得杂志标题很酷，于是每个月都翘首以盼，等待邮递员送来纸质刊物。每期杂志都并不厚，但纸质精良，简约的杂志封面，浅红色和白色的色调，配上诸如细胞结构或生化过程的示意图，在那个流行《生化危机》游戏的年代，显得特别科幻和高级。这些杂志曾被我反复翻了又翻，有时候还从中大篇幅抄写内容（包括插图）出来，并幻想着有一天，我能把其中的内容全部看懂。很可惜，后来这些杂志都已散失，被时间长河所吞没。
当时，可能在某期杂志的某个角落，登载了一则关于提供各类学科的学术论文完整目录售卖的广告（具体是哪个单位我忘记了）。我看到后，感觉像是在茫茫海洋中飘零多年的海盗，终于找到了记载有世间最大宝藏的藏宝图，便鬼使神差地写了封询问信件（是的，是那种用信签纸和钢笔，手写出来的信件，而非现在的电子邮件），跑到邮电局去，几乎是顶礼膜拜式地，郑重地贴上邮票，将其投入邮筒寄出。之后，大概过了一两个月，在我几乎把这件事彻底忘记后，我收到了信件回复，除了简短的回复外，还附有一份纸质打印出来的清单和相应价格，回复中问我想订阅其中哪个套装，需要纸质版还是光盘。详细的内容我现在几乎全都不记得了，唯一能记起来的就是价格，最便宜的价位应该是五十万元。当时的我，视一千元为天文数字，第一次领略了“知识是真的非常非常宝贵”，然后就不敢再有然后了。
许多年之后，我开始读研究生，终于踏上学术研究这条路。面对大量文献需要以昂贵的价格支付费用后，才能阅读其原文，为自己的贫穷感到深深自责。贫穷不仅限制了想象力，无疑也限制了知识传承和创造力。穷人应该是没有资格搞学术的，连一窥的权利也不该拥有。这种经历和感受，让我后来在听到“在发表文章阶段收取高额版面费，以确保文章发表后，能免费提供给所有人阅读”的模式时，感觉像是《黑客帝国》中那乌云笼罩的绝望世界上空，突然被神力撕开一条裂缝，透过一线刺眼的光芒来。
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开放。它能让世界上几乎所有人，都不因其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方面的落后，而完全丧失了拥有知识的权利（包括“改变现状，从而获得并拥有这些知识”的权利）。
如今，我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这些各方利益纠葛。我理解“毕竟我们大家都要吃饭啊”这样的现实，但我仍然会尽量选择站在支持知识开放的立场。设身处地想，如果自己辛辛苦苦研发和创作的东西，被人剽窃使用，导致原本应该自己获得的回报，被别人完全没有负担（包括操作成本和心理负担）地截获、窃取和侵占，自己肯定也会为这种受损和伤害而难过的。但这些年来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各种公开知识带来的“红利”，生信专业尤其如此，从人类基因组信息及其注释，到各种临床队列组学数据，到各种不同物种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检测数据，都是我们反复徜徉其中的宝藏。如果所有这些，都一律进行严格“保密”，并根据每个人或每个组织的资源占有情况来进行重新分配，最后必然会因为马太效应不断加剧，而将知识阶层或知识集团固化下来。人类作为一个整体，会否因此撕裂并演变成不同的许多物种，也许都未必是不可能的事。
幸运的是，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为知识开放持续做出努力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智力顶尖者，并自称“极客”（这并不仅限于计算机软件行业）。他们公开自己的技艺，并在这种“我公开所有信息，所有人都可模仿，但我仍然可以做得更好”的自信中获得满足感。这种文化激励着我，塑造自己的能力、品格和企业。过去，作为打工人，人轻言微的我，没有太多话语权和选择权；但现在，我想我应该可以试试了。 这就是我的“企业文化”的起点。
注：本文首发表于“不靠谱颜论”公众号，并同步至本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