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是执着于各种“不可能”，才孕育了最好的创新

Image 1

小时候，异想天开曾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大人们不管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谅你也不敢。于是，想象和想象力，都随着时间慢慢褪去。可能确有少数“敢的”，成了另类和典型，大概有更好的未来。但那毕竟只是少数，而且应该不在我们的宇宙里。

成人的世界中，想象力不能当饭吃。遇事总得掂量可行不可行，利益到不到位，这都是经年累月练就的条件反射。“这事一听就不可能嘛”，“对对对，就是不靠谱”，“你咋会这么想，哈哈哈”，一经三人成虎地定性，任谁都得从头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脑袋大概的确是被挤坏了。

这是个折叠且内卷的时代，当然很可能以前也是。每个人都只做，也应该只做，可能的事。不可能的事，为啥要做？

那怎么算是“可能的事”呢？这个嘛，好评判，当然就是别人已经做过，且已经做成的事。别人没试过，你没积累，凭啥说可能，去去去。

2

大学时期，我的专业是生物科学。整体而言，这是一门重实验轻理论的学科，塑造了我在数理技能方面的薄弱基础，于是如今只能在公众号的字里行间反复自嘲，找补些心理安慰。

生物学谈实验技术，光学显微镜的使用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技能。在入学后第一门专业课植物学的课上，观察植物细胞，并用铅笔在纸上绘图，要求只能用点和线，且应粗细均匀，不许涂抹，明暗全由点线疏密烘托。严格至此，练就了大家毕业就能胜任厦门当地特产“影雕”手工艺品制作的工作。

大约也是心力都劳于此类技法，忘了小时候天生的质疑习惯和精神，于是但凡听到些有道理的解释，就比较容易全盘接受。当时用光学显微镜，目镜是10倍，物镜可切换选择，包括10倍、20倍、40倍和100倍。如此组合，便可分别观察到100、200、400和1000倍的放大效果。而最后这种1000倍的组合，需要使用“油镜”，即在物镜与盖玻片之间，用油（通常是香柏油）完全浸泡起来，以避免空气与玻璃之间的折射造成干扰，从而能更清晰辨识极细微的结构。这种观察，分辨率可达到不足1微米，即几百纳米的水平，与可见光的波长相当，因而这就几乎是理论极限了。很有道理，深以为然：更微小的，光学显微镜当然不可能看到。

然而，正如那句民间传颂的“名言”：生物学中的任何规律都有例外。其实，上述关于光学显微镜的理论极限，也是会随着技术改进而被打破的。比如荧光共聚焦显微镜，通过多角度或多次的拍摄组合，用类似于“以时间换空间”的方法，就突破了原本我们完全不敢相信可能被改写的禁锢。

3

类似的“从不可能到可能”的例子，其实还很多很多。

发现DNA是遗传物质，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基础。在那之前，人们普遍认为蛋白质才应该是遗传物质。DNA分子太过简单，只由四种脱氧核苷酸的小分子组成，且它们的占比通常并无变化，因此被视为某种结构支撑的物质。比例都不会变，没啥信息量，怎么能够携带遗传物质。这种观点放到现代当然容易反驳，但在当时可很难接受，要知道，那时候电脑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。

在发现外周血中存在大量游离DNA前，我们也无法想象，对胎儿的遗传筛查或对肿瘤的检查，也还可以无需穿刺而通过外周血采集进行。而随着这个现象被深入研究和加以利用，原来看似“不可能”的机会已纷至沓来。虽然相关的技术目前尚不完美，也遭遇了诸如“坏血”这样的信任重创，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，液态活检的确带来了可能无限延展的希望。

我有时不禁会想，创造并实现了这些“不可能”的人们，到底是怎么应对关于“不可能”的质疑的。或者是否他们的确是身处某种更加理想的机遇之中。我们经常会从理论上估算某些极限情况，而声称“不可能”，却往往忽略了这些估算本身，也是有假设前提的，而这些前提并非永远不会改变，尤其是当新技术不断出现时。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果然还是最有效的治学原则。

4

最近在读《财富的起源》，其中讲述了一个故事：

1982年的一天，一个33岁的加州卡车司机拉里·沃尔特斯（Larry Walters）去了西尔斯，买了一把草坪椅，在上面绑了45个充氦气的气象气球，带着一个啤酒冷却器和一把气枪，升到了4876.8米的高空中，使整个南加州的空中交通都中断了。他原本打算通过气枪射击气球来着陆，但由于过于紧张，他射击了几个气球后气枪就掉下去了。几个小时后，他缓缓飘回地球表面，随后被电线缠住，使长滩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了黑暗。最终，沃尔特斯设法爬到了安全地带。沃尔特斯显然对任何航空理论的演绎试验都不感兴趣，他也没有研究飞行草坪椅的商业潜力——他只是想飞。 虽然这个故事很可能只是一个杜撰的传奇，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历史上其他那些真实发生过的疯狂勇气的崇敬。如今的我，大概也已几乎完全沦陷在世俗的务实逻辑中，我也会抑制不住地对娃的想象放飞加以粗暴呵斥，终于，我也长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。

这篇，写给那些对各种“不可能”仍保持执着的值得崇敬的傻瓜们。

注：本文首发表于“不靠谱颜论”公众号，并同步至本站。